关键就是和古天朝“学而优则仕”不同，在这个高魔高武的世界可是“力而强则仕”。如果上位者能通过自己个人的力量压制属下的野心，那根本不要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来调理臣属人伦关系。
儒家为何成为古代天朝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那是因为宗法制社会需要儒学来加固这样的体系，好比砖石之间的灰浆，作为一种“帝国黏合剂”。
那么当这个宗法制社会最后在遍及全球的工业化大潮之下分崩离析，这种黏合剂自然就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反而因为这种“黏合剂”的存在，旧有的制度不能痛痛快快地瓦解崩溃空出位置给更适应工业化社会的新制度，孔家店就成了必须要被打倒的对象，这也是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之所在。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现代有些所谓“新儒家”口中的“新儒学”就成了一个伪命题。它本来就是依附于宗法制社会存在而存在，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
古代天朝的文化那么繁荣，甚至有点畸形是和整个社会那种“学而优则仕”的氛围有着直接的联系。
当然在这个前工业化的历史阶段，儒家学说还是有其普适性的，其中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知识普及到普通群众之中。
文风最为昌盛的天水赵宋一朝，识字率甚至达到了百分之三十！就算实行愚民政策的满清那也有百分之十。要知道同时代的欧洲连王公贵族绝大部分都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所以不得不把行政和财政权交在了垄断知识的教士阶层手中。
到了明清之际，大量无法进入仕途的知识分子为了谋生，投入到用来取悦有很高识字率的市民阶层的小说创作之中，所以才有明清小说的大发展。产业的兴盛的前提，就是必须要有作者这样的生产者和读者这样的消费者。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
那么赤县中洲有这样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吗？
答案是，在这位黎家三少出现之前，只有规模庞大的“消费者”，而他们就等着这位“生产者”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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