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伞下讲话，我看拉斐尔不断低头迁就我，样子看上去很辛苦。
我于是和拉斐尔说：“其实你不用低头，我可以大点声。”
拉斐尔表示，作为住院医生，他天天低头和病人说话。里面还有小朋友，他早就习惯了。
“那和小朋友说话，你就光低头，够吗？”
拉斐尔想了想，说：“和小朋友说话，好像还是蹲下来b较方便。”
我们在一起呆了一整个周日下午，从西岱岛，蓬皮杜对面的小酒馆，走回巴黎圣母院，再到卢森堡公园。
在卢森堡公园里，我们聊人类基因、科技和未来，我们猜大喷泉里木头船有没有引擎，认那些植物长长的拉丁语学名。
我们经过一棵高高的梧桐树，拉斐尔伸手，从树上摘下一枚毛糙的果实。
拉斐尔也偶尔讲他自己，讲他的家庭他的妈妈和弟弟妹妹，讲他实习医生的生活。
和法国的所有的年轻医生一样，他在不同的医院和科室，做了几个不同的轮转实习。
我对拉斐尔讲的那段在基因生殖科实习的内容，尤其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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